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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公元1270年，张养浩生于济南
。他自小熟读儒家经典，将修齐治平作为一生追求
。公元1292年，张养浩前往京师，出任礼部令史，后为堂邑县令
。

　　堂邑县在元代属中书省东昌路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
。他在《初拜堂邑县尹》一诗中，清晰地表达了出任堂邑县令的理想和愿景
。张养浩还让人在县衙门口挂上了一块匾额，上题“四知堂”三个大字，成为日后为官箴言
。堂邑县短短三年的下层生涯，让他体会到一个地方官员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，写下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《三事忠告》的第一部——《牧民忠告》
。

　　《牧民忠告》开篇便提出：从一名士子成为地方主座，应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？“夫受人直而怠其工，儋人爵而旷其事，己则逸矣，如公正何？如黎民何？”在他看来，领了国家的俸禄就应该好好为国家做事，不劳而获、尸位素餐，既愧对良心，也对不住公正、对不起一方黎民
。

　　在“戒贪”这一条中，他又写道：“普天率土，生人无穷也
。然受国宠灵，而为民司牧者，能几何人？”原理讲得朴素而实在：一旦犯法，上则辜负国家恩宠，中则让亲人蒙受羞耻，下则给乡邻带来灾祸
。所以，与其在败事时悲戚，不如在平时就严于律己
。

　　堂邑县任期结束之后，张养浩调任御史台监察御史，行使监督百官之责
。此时朝廷上下糜烂盛行，他性格耿直，看透了蒙元的糜烂泉源，认为只有从制度上入手，才华惩办顽疾
。《三事忠告》中的第二部《风宪忠告》就在他的御史任上完成写作
。

　　《风宪忠告》，是针对监察官员的
。张养浩把自律放在了第一位，提出一个“严”字：“士而律身，固不可以不严也
。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；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
。”他还对监察官提出了人品标准：“临难”“全节”
。所谓临难，就是面对危难时要肩负使命，时刻准备对种种官员犯颜直谏，甚至要有随时献身的准备
。而正因这个事情的危害太大，监察官员尤其需要有坚定的信仰和气节
。

　　武宗即位后，封赏了大宗官员，泛起了诸多贪污糜烂现象
。身为监察御史的张养浩三次进谏劝阻，均没有效果
。于是他写下了《上万言书》，历数时政“十害”：赏赐太侈、刑禁太疏、名爵太轻、台纲太弱、土木太盛、命令太浮、幸门太多、民俗太靡、异端太横、取相之术太宽
。

　　仁宗即位后，张养浩任左司都事，翰林直学士，三年后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
。在张养浩等官员的竭力推动下，停办四十多年的科举重新恢复，给岌岌可危的元朝注入了新的活力
。元朝中期泛起了被称为“延祐之治”的短暂盛世
。张养浩决心把自己在中央为官的经验总结下来，这就是《三事忠告》的最后一部——《庙堂忠告》
。他试图资助官员明确做官的目的，不要在高官显爵中迷失自我
。

　　《元史·文宗本纪》纪录：“陕西自泰定二年至是岁不雨，大饥，民相食”
。天灾来临，张养浩受命直奔长安
。他目睹了民间痛苦场景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《山坡羊·潼眷注古》：“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内外潼关路
。望西都，意犹豫
。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
。兴，黎民苦；亡，黎民苦
。”

　　在赈灾的日子里，张养浩向朝廷申请救灾资金，紧急分发救灾粮，同时对懈怠、舞弊的官员严加惩办，令灾情大为缓解
。白天救济灾民、晚上挑灯办公，他不敢有丝毫懈怠，最终在任上去世
。

（转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）